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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诞生记

1999-01-15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毛泽东诗词》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因为作为文学名著,它的欣赏价值高,群众性强,远如南美洲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这个译本的完成,叶君健从始至终都参加了。

《毛泽东诗词》,以《长沙》为首的18首,1957年在《诗刊》发表。我那时是对外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的负责人,自然应该尽快在刊物上发表诗词的英译。当时我们曾与“毛选翻译委员会”联系过,希望提供译文。他们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不在他们工作计划之内,未能提供。我们只有自己来完成翻译任务了。18首诗词的英译文终于在1958年完成,在该年《中国文学》第3期上发表,同年9月外文出版社也出了英译单行本。

这些译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1960年《文艺报》第22期,以首篇的地位发表了一篇“酒泉”写的评论毛诗英译文的文章。不久我了解到,作者“酒泉”就是当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的笔名。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正式请他主管毛诗的翻译定稿工作。经与他商量,他慨然同意,成立了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他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和我为组员,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新发表的,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整个工作停顿下来了。

1974年秋天,袁水拍和我都可以开始自由行动了。我们见面所谈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最后完成毛诗全部译文的定稿工作。他看了一下我在靠边站前夕整理出来的译文,说剩下的问题不多,可以去会同钱钟书和艾德勒作出初步的译文定稿。这项工作不久也完成了。于是袁建议我和他一起去上海、南京、长沙、广州等地,向那里一些大学外语系的师生及有关人士(如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老人)征求意见。在1976年“五一”节那天,《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终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个英译本事实上成了外文出版社接着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

原作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意也很深。这也是我们译者不时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是作者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任何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我们这几个翻译和译文定稿人当然也是读者,既要正确理解原作字句本身的意义,又要正确阐释其中的政治内涵。我个人自然认为袁水拍和乔冠华的素养高,见识广,所以当我感到我对原作的体会与他们解释不一致时,在处理译文时我总是以他们的看法为准——这也算是小组的一种组织原则吧。但他们的理解——特别是袁水拍——有时也不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如《游泳》一词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句,原出于《论语》,对此我们自然得加注释。我根据旧译的注释用英文起草了一个关于孔子及此句原意的简单脚注。袁在当时“批孔”的气氛下,作了这样的修改和引伸:

“孔丘,春秋时代政治上的顽固分子,反动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由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哀叹过去的一切像流水似地一去不复返。”

这样一解释,“逝者如斯夫!”的调子就很低沉了。这显然与原诗的意境不尽符合。我心里很不踏实,在长沙访问周世钊老人时,我特别就此句向他求教。他说:原文“逝者如斯夫”后面还有“不舍昼夜”句,这是“川流不息”的意思,并非“批孔”,也毫无消极的含意,而是号召人们要不断努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接着的下一阕是“……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个理解很重要,使我意识到注释里面也有很大的政治,与原作的内容具有极为紧密的有机联系。

于是,注释就在我们译文的定稿工作中也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细致和敏感的问题。我们深知,这个译本出去后,由于是在北京出版,一定会被国外人士当作是“官方定本”。注释自然也代表了这个“定本”的“官方”意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初次访华时,在人大会堂祝酒辞中引用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句的译文,就是引自我们的这个译本的,虽然美国当时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毛诗译本)。有鉴于此,乔冠华最后建议,除原作者自己的注释外,我们所作的注解一律撤销。所以我们最后出版的毛诗译本,没有译者的注释。也许这是美中不足,但当时我们的考虑是慎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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